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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里把大屠杀写成民族融合,这算正视历史吗?
时间:2019-06-09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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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里把大屠杀写成民族融合,这算正视历史吗?

  让我们略略回顾一下明朝三百年间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屠杀政策。

如果说“直捣巢穴”是针对北方或东北方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那么残酷屠杀的受害者则以南方与西南诸少数民族为主。 较之蒙古和女真,他们的势力更加弱小,对明军武力的抵抗能力也更弱。

加之北方各族多为马背民族,以步兵居多的明军在与之野战之际即使取胜,也很难追赶残部,难以彻底屠戮殆尽。

所以,这样的军事政策就只能使用于南方各族人民的头上。 明朝利用这种残忍伎俩,无非是为了籍此来震慑南方各族的反抗决心,为下一步的征服行动铺平道路。

当然,如果可以通过屠杀将一个民族彻底灭绝,基于“好的蛮夷即是死的蛮夷”的罪恶之思,明朝统治者在斩落屠刀之际也决不会有片刻犹豫。

  从各种当时留下的史料来看,每次针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行动,都会留下“斩首万余”至“千余”不等的血腥记载。 也许有人会问,这么不体面的事情当时的人怎么会留下自己的罪行记录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在那些不知容赦为何物的刽子手眼中,这是他们足以夸耀的战绩,是升官发财的阶梯,更是最高统治者们可资炫耀的武功。

他们不仅不会以为耻辱,反而会大书特书,唯恐后人不知。   诚然,在那个与人文精神和宽容美德绝缘的时代里,刽子手们不会有任何觉悟可言,但是如果在今天这个文明进步的时代里还有人将此种屠杀行为引以为荣的话,那只能认为此类人有着一颗不知羞耻的枭獍之心。   屠杀政策始于洪武年间,第一个被我们列入屠夫名单的叫做吴复的人,他是从朱元璋于濠州时代的创业老臣,参加过攻克泗、滁、和、采石、太平等城市的一系列重要战斗。

明朝建立后,被授予怀远将军、安陆卫指挥使的要职,之后便投入了对南方诸少数民族的镇压之中。

关于此人的屠杀记录,史有明载的是在洪武十六年在广西“克墨定苗,至吉剌堡,筑安庄、新城,平七百房诸寨,斩获万计”,不过他本人显然在也这一系列战斗之中受了重伤,“是年十月,金疮发,卒于普定”(《明史·吴复传》),也算是刽子手的应得下场。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杀人盈万”的刽子手,较之另外一位叫做韩观的男子,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韩观其人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出任桂林右卫指挥佥事,因“讨平柳州、融县诸蛮”而升任广西都指挥使,二十七年(1394年)“讨全州、灌阳诸瑶,斩千四百余人”,翌年“捕擒宜山诸县蛮,斩其伪王及万户以下二千八百余人”,因此晋升至征南将军,是一个靠屠杀少数民族起家的十足刽子手。 他在洪武年间的最大“战绩”是在二十八年(1395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这个“战功”使他在二十九年(1396年)晋位都督同知。 《明史》评价他“性鸷悍,诛罚无所假”,鸷是古代传说之中的一种食肉猛禽,将一个象鸷一样凶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派往广西,实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一大劫难。

同时,韩观平素即喜杀人,所杀之人也不拘泥于少数民族,尤其是酒醉之后。 有一次,庆远的诸生(明代对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的称呼)们来看望他,这本是一种礼节性的访问,他却一口咬定对方是“贼觇我也”,竟全部杀害。

关于他的广西的用兵方略,明史有“得贼必处以极刑。 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

由是境内得安”的记载,也就是说,凡是被他所捕获的少数民族俘虏,除了留下一、两个活口之外,都难逃一死。

然后将少数活口放回,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残忍杀戮向部落内广为传播,造成心理恐惧感。 这正是前文所述的残酷屠杀政策的实质所在,而韩观本人正是这一残忍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然则,从日后“柳、浔诸蛮乘观出,复叛”的记载来看,“境内得安”之说不过是反抗运动在恐怖高压之下暂时进入低潮期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缓和化解民族矛盾,反而会埋下更深的仇恨,激起更多的反抗。 他“嗜杀”的名声与“实绩”一直传入朱元璋的耳中,不得不亲自下旨告诫他“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 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大约是有了这样的命令,至于洪武之末,史书上就不再看到韩观的屠杀行为了。

直到永乐年间,随着新帝登基后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后,韩观体内的噬血因子再度活跃起来,永乐元年(1403年)他就固态复萌,“击斩理定诸县山贼千一百八十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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